1900年的夏天，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与愤怒——6月20日至8月14日，驻京清军与义和团民轮番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，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对峙，让“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”。
彼时被困使馆内的英国人普特南·威尔，用一支笔完整记录下全程，写成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——这本被“中国通”莫理循（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裔旅行家、记者）盛赞为“亲历目击、无所隐讳”的著作，成为了我们读懂义和团兴衰的关键钥匙。
用发展的眼光看，与当时43种“多有隐讳”的记载截然不同，普特南的特殊身份，让他的视角更具参考性——他生于宁波，父亲任职中国海关要职，精通汉语、法语、德语，既懂外人的焦虑，也能窥见中国人的愤怒。
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英文版封面
1）为什么义和团会崛起？
提起义和团，很多人会下意识贴上“盲目排外”的标签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翻开普特南的记载就会发现，这场运动的兴起，从来都不是无厘头的疯狂，而是底层百姓走投无路后的绝境反击。
普特南在书中形象地记载，义和团口中的“排外”对象，主要是三种“毛子”。
其中，大毛子就是洋人，二毛子是信教的中国人，三毛子则是所有直接、间接与洋人有关的人——“凡官员家中有少许西洋物什，即为三毛子”。
当然，他也坦诚表示，义和团的排外并非一开始就如此极端，而是逐步升级的。他们一开始的核心诉求，只是“反抗洋教的压迫与欺凌”。
最真实的佐证，莫过于1899年山东肥城的卜克斯事件。
当时，肥城当地教民仗着洋人教士的撑腰，长期欺压当地平民、强占田产，当地农民孟光文、吴方成等人忍无可忍，在张家店路遇英教士卜克斯并将其杀死。
这本是百姓反抗欺压的自发行为，清廷却迫于洋人的压力，判处2人死刑、1人徒刑，肥城县令被降职留用，还需赔偿白银9000两、拨地5亩修建教堂，甚至支付500两碑资平息事端。
这种“袒教抑民”的做法，其实是当时整个北方的缩影，也难怪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会感叹“民气遏抑太甚，积不能忍”。
法国画报《Le Petit Journal》刊出义和团反教的图画
列强的得寸进尺，更将当地百姓推向了绝境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京畿东南各属，一倡百和，从者如归”，义和团就这样在重重压迫下迅速崛起，成为百姓反抗侵略、宣泄不满的唯一希望。
对此，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那些以“文明”为名，贩卖鸦片、掠夺资源、用宗教掩盖侵略的洋人，才是义和团反抗的根源。
实际上，就连普特南这个英国人也不得不正视这场反抗的正义性。他将义和团比作“巴黎公社与法国大革命的结合体”，十分坦诚地表示：
予等外人啰嗦繁琐，贪黄人之利益，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，故致如此之狂剧也（我们这些外国人行事啰嗦繁琐，贪图中国人的利益，扰乱了东方的生计平衡，才引发了这样的大动乱）。
而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，在他眼中“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”——这血，是洋人侵略的血，也是百姓被压迫、被欺凌的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直到1900年5月中旬，义和团的行动仍主要针对教民和教堂，整个运动中仅有的1名外国人死亡，便是前面提到的卜克斯。
这足以证明，义和团的排外从不是盲目仇恨，而是对压迫的绝地反击，是底层百姓在绝境中发出的不甘呐喊。
义和团拆毁京汉铁路，并等着破坏即将经过的火车的场景
2）义和团的失败早已注定
不可否认，义和团的反抗有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性，但这场缺乏先进思想指导、没有统一组织的农民运动，从兴起之初，就为自己挖好了失败的坟墓。
对于义和团的失败，普特南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。
首先，义和团组织分散混乱，缺乏统一领导。
普特南记载，当时“头裹红巾之辈满目皆是”，导致红布价格暴涨，任何人只要愿意，系上红带子就能成为团民，上至王公卿相，下至倡优隶卒，“几乎无人不团”。
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，让队伍鱼龙混杂。
比如不少纨绔子弟以及相当规模的游手好闲之徒趁机混入，他们没有明确的反帝意识，只想着趁乱劫掠、谋取私利，彻底打乱了义和团的秩序。
最典型的便是北京城内各坛口的各自为战。
当时义和团没有统一指挥中枢，京内不同坛口的团民互不隶属，甚至会因争夺地盘、财物发生争斗。
据《庚子纪事》记载，1900年7月，北京西城两个义和团坛口因误会火拼，双方动用刀枪，造成数十人伤亡，这样的内斗在当时十分常见。
普特南也在使馆内亲眼目睹，“不同旗号的拳民在街上对峙，有的喊着‘扶清灭洋’，有的却在抢夺商铺货物，全然忘了最初的初衷”。
这种分散混乱，让义和团根本无法形成合力，面对列强联军的进攻，只能各自为战、节节败退，最终沦为一盘散沙。
宣传“杀光洋鬼子”
其次，义和团成员思想愚昧迷信，所谓“刀枪不入”不过是自欺欺人。
普特南早就看穿了义和团神术的骗局，他在书中详细记载：
义和团民在众人面前把火药装满枪膛，却偷偷拔掉了枪塞，又装上子弹，举着枪摆出射击的样子给大家看。大家只看到火光爆发，听到轰然巨响，而挡在前面的义和团民却安然无事，于是众人都十分惊奇，说义和团民真的有躲避枪炮的神术，纷纷大声称赞。
他们不知道枪塞已经被拔掉了，虽然一开始把子弹装进了枪膛，但开枪的时候子弹已经掉了出来，只是义和团民的手法非常巧妙，没人发现罢了。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普特南还曾亲身验证过这种“神术”。
一次使馆外有团民挑衅，他举枪射击，几名团民当场倒地身亡。他还发现，死者腰系弹带，不无揶揄地写道：
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，何以又自带之耶（那些义和团民不是不相信子弹的威力吗？为什么又要自己带着子弹呢）？
真实案例更印证了神术的虚妄。1900年6月21日，即清廷正式宣战想当天，义和团联合清军进攻东交民巷使馆。
团民们手持大刀、高喊着“刀枪不入”，疯狂冲向使馆防线，结果在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伤亡惨重、尸横遍野。
当时参与进攻的团民回忆，“我们以为有神明保佑，迎着子弹冲上去，然而子弹打在身上，一样流血、一样倒下”，所谓的神术，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。
八国联军攻入北京
第三，义和团成员行动盲目、纪律日益败坏，最终失去了百姓的支持。
普特南在书中多次记载义和团乱烧滥杀的场景，其中最令人痛心的便是1900年6月13日的内城大火。
这一天，义和团进入北京内城，见人就杀、不分良莠，一旦遭遇洋人的枪弹，便向北逃窜，见到礼拜堂就放火烧毁，火势迅速蔓延：
似内城之半均已被烧，北京全城之人皆于睡梦中惊醒，人呼犬吠，嘈杂一片（好像北京内城的一半都被烧着了，北京全城的人都从睡梦中被惊醒，人们的呼喊声、狗的叫声混在一起，一片混乱嘈杂）。
更令人愤慨的是，义和团常常误指民房、店铺为教民财产，肆意焚烧、劫掠。
据《光绪朝东华录》记载：
北京正阳门附近的一家绸缎庄，只因店主曾买过一件洋布衣服，就被义和团指认为“三毛子”，店铺被焚烧殆尽，店主全家也惨遭杀害。
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与破坏，让原本支持义和团的百姓人心惶惶。
美国学者柯文曾指出，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，是北京市民经历的“第一阶段恐怖”。普特南也同时注意到：
彼拳匪或自惊其所做之事，现已退后，以任彼不幸之人民对抗此灾难乎（那些义和团民或许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震惊，现在已经退缩了，竟然放任那些不幸的百姓去面对这场灾难吗）？
言语中满是对百姓遭遇的同情，也侧面印证了义和团纪律的彻底败坏。
“杀红了眼”的中国民众
民心的彻底流失，让义和团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义和团兴起之初，因反抗洋教压迫、反对列强侵略，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支持，“京畿东南各属，一倡百和，从者如归”。
但随着纪律日益败坏、乱烧滥杀，百姓的态度逐渐从支持转向恐惧、厌恶。
普特南记载，当时北京百姓为了自保，“皆贴有红条，上书信奉拳团之意，冀免祸也”，这并非真心归附，只是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。
哈达门一带被义和团焚毁后，“荒凉已极”，百姓“人人皆深居不出”，对义和团的恐惧，早已超过了对洋人的不满。
更具代表性的是，某一次一队美国士兵护送洋人前往使馆时，“道旁观者如堵，未闻咒骂，但默然旁观”，甚至有百姓“颇有忧悯之色”——这并非百姓同情洋人，而是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早已失望。
普特南由此推论：
北京之民受拳匪之惊骇，烧杀抢劫，大受其害，故并不真附和之，此事予等今始明之也（北京的百姓受到义和团的惊吓，后者烧杀抢掠，百姓深受其害，所以并不真心拥护他们，这件事我们现在才明白）。
民心尽失，再加上自身的诸多短板，义和团的失败，早已成为必然。
被屠杀的中国教民
除此之外，清廷的摇摆不定，更成为压垮义和团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当时清廷对义和团采取“剿抚兼施”的政策，时而镇压、时而安抚，试图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，却又始终对其充满戒备。
1900年6月，清廷曾一度支持义和团，向十一国宣战，但仅仅一个月后，就暗中与列强议和，甚至下令镇压义和团。
南方各省更是直接发起“东南互保”，拒绝执行清廷的宣战命令，既不参与对抗列强，也不支持义和团，让义和团陷入“外有列强围剿、内有清廷背弃、百姓疏离”的绝境。
普特南虽被困使馆，但也通过传闻得知了清廷的摇摆，他在书中写道：
中国朝廷的态度变幻莫测，今日支持拳民，明日又围剿他们，这样的政权，终究无法支撑起一场真正的反抗。
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中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的场景
3）普特南的双重面
读普特南的日记，最让人感慨的，是他的双重性——既有超越同时代外国人的清醒与反省，又摆脱不了殖民者的固有局限。
而这种矛盾，让他成为了当时相对比较真实客观的旁观者，也让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这份史料更具价值。
普特南的难得之处，在于他敢于直面外人的过错，不回避列强侵略中国的本质。
他在日记里明确承认，义和团的兴起，是因为“予等外人胡作非为”，是列强的掠夺与压迫、对中国利益的贪婪，才引发了这场“狂剧”。
他亲眼目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大肆劫掠的野蛮行径，批判这种背离西方“文明”口号的暴行，甚至为同伴的劣行感到羞耻，多次试图劝阻。
更难得的是，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民众的心态，在日记里写道：
自中国人眼光观之，并不觉其朝廷之播越为可笑，但认为国运之屯，唯当致其悲痛之怀，而不当有怨望之意也。彼等觉此事自始至终均受洋人之害，并非朝廷之失德，祸患之根出于洋人，百姓之心皆出于此也。
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，并不觉得他们的朝廷颠沛流离是可笑的，只认为国家命运困顿，只应当心怀悲痛，而不应该有怨恨不满的情绪。他们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受到洋人的伤害，并不是朝廷没有德行，灾祸的根源来自于洋人，百姓的想法都是这样的。
大肆洗劫京城的八国联军官兵
这种洞察，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认知不谋而合。
后者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，中国“共有人口四万万，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勃勃生气”，因此“瓜分之事，实为下策”。
普特南虽被困使馆，却看清了一个真相——只要中国百姓的反抗之心还在，只要百姓对家国的眷恋还在，列强的瓜分计划就永远无法实现。
但与此同时，普特南也未能摆脱殖民者的固有局限，也藏着难以掩饰的虚伪与偏见。
他虽批判联军的劫掠，自己却也参与其中，还为自身行为找借口辩护：
人之血既已激动，且经过长期之禁锢，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，不能自持（人的情绪已经变得激动，再加上经过了长期的囚禁，看到这种情景，难免会产生参与其中的想法，实在控制不住自己）。
他虽然肯定义和团的抗争正义性，却依然带着西方视角的优越感，将义和团与法国大革命、巴黎公社类比，看似是高度评价，实则暗含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轻视——因为他始终认为，义和团的斗争水平、组织能力，远不及西方的革命运动。
联军洗劫紫禁城中的一座宫殿，连妇女也加入了进来
4）尾声：义和团运动留下的启示
百年过去，义和团运动早已尘埃落定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。
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既不能简单用“愚昧”“盲目”否定它，也不能一味歌颂它的“正义”，而应理性看待其价值与遗憾，汲取其中的深刻启示——这些启示，穿越百年，依然值得我们深思。
首先，正义的反抗斗争，不见得行为都是合理的。
义和团的抗争，是反抗外来侵略、捍卫民族尊严的正义之举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值得我们铭记。
但是，他们用烧杀抢掠、弄虚作假的方式，不仅没能实现“灭洋”的目标，反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更大的灾难：
翰林院的珍贵典籍被付之一炬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，最终清廷被迫签订更屈辱的《辛丑条约》，赔款4.5亿两白银，让中国彻底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。
其次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，决定了旧式革命难以挽救民族危亡。
义和团的失败，本质上是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所致。
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，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，组织混乱、迷信虚妄，看不清时代发展的潮流，也找不准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道路。这些缺陷，让他们无法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，也注定了这场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。
义和团的“扶清灭洋”旗、团牌、告示
这段沉重的历史更深刻地告诉我们——一个国家的觉醒、一个民族的复兴，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引，离不开统一的领导核心，更离不开全体人民的理性与团结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抵御外侮，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富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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