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牛配资今年通胀上行另有推手，元凶绝非石油

（来源：财富FORTUNE）

2020年7月29日（星期三），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市Double Eagle Energy Holdings LLC公司的石油钻井平台上展示其签署的行政令。图片来源：Cooper Neill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自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，油价持续飙升。随之而来的是，评论人士、媒体记者与众多经济学家纷纷重弹老调：油价上涨将推高通胀。这一观点虽然被广泛采信，但其核心逻辑实则站不住脚。

油价飙升会导致相对价格变动，即石油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上涨。然而，石油相对价格的上升并不会推高整体通胀率。唯有货币供应量增加才会推高整体通胀率。归根结底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。

人们常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通胀归咎于1973—1974年与1979—1980年的两次石油危机。第一次石油危机源于赎罪日战争（Yom Kippur War），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削减了对支持以色列国家的石油供应。第二次危机则源于伊朗革命及其随后与伊拉克的冲突，这一局势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中断。这两次危机均引发油价大幅上涨。主流论点声称，油价飙升与通胀高企存在直接因果关系。这一观点虽然被广泛采信、反复提及，却经不起推敲。

虽然每次石油危机期间，部分国家都出现了通胀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油价上涨直接导致通胀。在美国，1973—1975年与1979—1981年的通胀是由此前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激增导致的。以M2（经济学家用来指代经济体中“货币供应量”的术语）增速衡量，这两次通胀爆发前的两年至三年，M2均呈现出显著扩张态势。（简言之，M2涵盖所有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、支票账户，以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。）

事实上，在第一次通胀周期中，1971年7月至1973年6月，美国M2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，年均增速达到12.5%，约为美国实现2%左右通胀目标所对应的货币增速的两倍。不出所料，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（年通胀率）从1973年1月的3.7%攀升至1974年12月的峰值12.3%，两年间平均通胀率达8.6%。同样，1976年1月至1978年12月，美国M2年均增速达到11.2%，直接推高了第二轮通胀：平均通胀率从1978年的7.6%跃升至1979年的11.3%、1980年的13.5%和1981年的10.3%。简言之，两次石油价格飙升期间出现的高通胀，早在石油危机爆发前就已成定局。

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中的表现与美国截然不同，极具启发意义，它有力地印证了货币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。美国的问题在于，在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前，都未能有效控制货币增长。而日本则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：第一次危机前，日本曾经放任货币供应无节制增长；但当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时，日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，最终成效显著。

1971年8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“窗口”，终结了美国当局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向外国央行出售黄金的承诺。此举导致包括日元在内的多种外币对美元汇率骤然升值。日本方面担忧，这一变动会严重冲击其出口导向型经济，随即推行宽松货币政策，下调利率，并放任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——1971年6月至1973年6月，日本M2年均增速高达25.2%。货币供应激增为资产价格、经济增速的飙升与通胀高企埋下了伏笔。事实上，日本通胀率从1972年的4.9%跃升至1973年的11.6%，1974年更飙升至惊人的23.2%。

危机结束后，日本当局于1974年7月宣布实施M2增长管控计划。此后十年间，M2增速逐步回落，在1976年1月至1978年12月的关键窗口期，年均增速仅为12.8%，较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下降了50%。因此当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，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仅温和上升——从1978年的4.2%升至1980年的峰值8.2%，随后在1981年回落至4.9%。换言之，尽管石油相对价格出现上涨，但整体通胀仍然保持相对温和。这一案例堪称最有力的证明：通胀的根源在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，而非油价波动。

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当前的美国经济。如果特朗普政府的财政赤字持续通过银行体系与货币市场基金融资，货币供应量增速就将继续加快，整体通胀率也会随之走高。但如果广义货币增速得到控制，那么石油和汽油支出增加就将被其他项目支出减少所抵消，从而抑制整体通胀水平。（财富中文网）

作者：Steve H. Hanke, John Greenwood

译者：中慧言-王芳

史蒂夫·汉克（Steve Hanke）是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（Johns Hopkins University）的应用经济学教授。他与马特·塞克尔克（Matt Sekerke）合著的最新著作《让货币发挥作用：如何重塑我们的金融体系规则》（Making Money Work: How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Our Financial System）于2025年由威利出版社（Wiley）出版。约翰·格林伍德（John Greenwood）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、全球健康及企业研究学院（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Applied Economics, Global Health, and the Study of Business Enterprise）担任研究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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